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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麻将与宪政(一)

更新时间：2010-07-26 15:17:32

梁实秋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相较村民的沉醉其中，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麻将的态度则稍显暧昧。

　　赞同者对麻将欣赏有加。如，傅斯年撰文说136张牌中蕴涵人生哲学；梁启超更不忘炫耀他打牌时“思潮汩汩”，“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反对麻将者则将麻将视为祸害。同时代的胡适曾专门写了篇题为《麻将》的文章，指出麻将是从前革新家说的中国“三害”（鸦片、八股和小脚）之外的第四害。前三害差不多化为历史陈迹。惟有这第四害却“日益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对比日本人忙着读书，胡适做了个估算，当时全国每天至少摆了100万张麻将桌。由此胡适痛心地问：“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和顾炎武、吴伟业一样，胡适甚至同意明朝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士大夫当年没日没夜打“马吊”这“麻将的祖宗”。话虽夸张，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想当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所以大功告成，和朱德设计让诸位敌团长打麻将不也是有些关系的么？

　　也是因为明朝“赌掉天下”的逻辑，胡适开玩笑说，麻将一度风靡外国时谁也没有梦想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可惜没多久这些麻将军便成了人家“架上的古玩”，很少有人问津。外国人知道自省，不肯久做麻将军的奴隶，所以中国人靠麻将军征服世界的梦想也就随之破灭了。

　　然而，尽管如此，胡适一生中并没少打麻将，因为打得的确不好，还大呼麻将里“有鬼”，常常为同辈人取笑。人生有多少身不由己！胡适对待麻将的态度或许就像对待政治一样，虽然不忘拒绝，却又做了一辈子“票友”。当然，到了晚年胡适也并不认为麻将有那么糟糕。上世纪50年代初，胡老夫子和太太江冬秀困居纽约时，大陆正批斗他，自然不会给他津贴，而国民党来的钱他又坚决不收，几乎断了外援。危难之际，幸好有江冬秀在麻将桌上呼风唤雨，每打必赢，能够时常贴补家用。

　　如前所述，作为生长在“乡村拉斯维加斯”的有志少年，我是很早就会打麻将的。然而，我打得并不多，对于村里“麻将联播”之盛况，更多只是把它当作村民惟一可心的娱乐来观察。与此同时，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全然是在浪费光阴。无论偶尔与村民打几圈牌，还是站在一边观察牌局，这些近距离接触或许还能让我有机会为许多人打开心中的一系列问号，比如，中国农民有没有能力管好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否真的因为素质低下而拖了国家实施宪政的后腿？等等。

　　众所周知，近百年来的中国政界与知识界，因了各自的原因，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民众尤其农民的“素质低下”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现在还不配拥有宪政。对于这些人，以我对农村与农民的观察，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现在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只要你有诚意求证自己的判断，我只希望你能放下身段，放下手中的公章或笔杆，学着平等地与本地村民们打上几圈麻将，感受一下他们在宪政方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素质与秉赋。

　　在展开相关论述之前，有必要先温习一下两个人对宪政的理解。一是《法律与宗教》的作者、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伯尔曼曾经生动地讲述了一个人的法治精神如何形成于幼年与日常：当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说“这是我的玩具”时，这表明他有一种原始的物权概念；当小孩抱怨“你答应过我的”时，这实际上是合同法的概念；当小孩说“你先打我的，这不是我的错”时，这是侵权和刑法的概念；当小孩说“爸爸说可以这样做”时，这便是宪法上的概念了。简单说，伯尔曼相信宪政观念是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习得的。

　　另一位则是胡适先生。1937年，胡适在《再谈谈宪政》中提到他的一个老观点：“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在胡适看来，宪政之所以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就在于它是“平常人的政治”，而非高不可攀的民主理想、深不可测的政治技艺。宪政的最好训练还是宪政本身，它没有诀窍，可以随时随地开始。

　　如伯尔曼所言，我自小也是接受过无数日常的“宪政训练”的。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全村分鱼的场景。通常都是在秋天，队上抽干了村边的某个池塘，捉了好几筐大大小小的鱼。收工之时，主事者将鱼倒在洋灰坪上，按户数分成若干份，然后做阄让大家来抓。一切公开、公平，甚至还顺从天意。

　　此外，打麻将也可以算是一种关乎宪政的日常操练了。我在这里谈论宪政与麻将的关系，显然不是信口开河。如果你了解麻将并愿意公允地看待它，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世界，一个没有尊卑等级和不明规则的世界。在这里，每一张牌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有着平等的地位。凭着各自的运气与技巧，遵守相同的规则，人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