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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麻将与宪政(二)

更新时间：2010-07-27 17:44:23

接下来，不妨说说我从本村农民的麻将桌上看到了些什么“宪政条件”。

先说农民的智力素质。农民并不愚昧，与村民打麻将时，我常常会惊讶于他们牌技之高超。我敢肯定，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牌技都高于大谈宪政且拿了35个博士学位的胡老夫子。我这样说也并不稀奇，世人的智商大抵接近平均值，只不过术业有专攻，日后才有了各自的分化，但只要经过训练，每个人都会学到一技之长。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谈到胡适打麻将是“扶起东来西又倒”；而在我的“和牌杂忆”中，本村村民个个都是能码长城的能工巧匠。

　　其次是权利观念问题。宪政的首要基础是承认个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后判断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不会代表自己的权利，所以只能被人代表。显然，在牌桌上这个判断便已经被推翻了。试想，农民打出的每一张牌何尝不是在不断地重申自己的权益，维护他们的利益？没有谁会让其他手握重牌者教他出牌、点炮。人的理性总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有打牌理性，又有什么理由否定他们参与其他博弈时的维权理性呢？

　　其三是对规则与秩序的尊重。和宪政一样，打麻将同样有着严格的程序与规则。开始前，大家可以商定沿用旧规则，也可以重新拟定新规则；打牌时，任何人都既不能偷牌、藏牌，也不能不择手段地逼迫或者暗示他人出某张牌；有人和牌后，输牌者也是按照要求付钱，等等。没有这个对秩序的遵守，相信再有威望的乡长、队长、族长、工头、鸭司令、书记也难以主持这样一个牌局。对于那些偷牌的不规矩者，村民通常也会对其进行制裁，比如约定不再与其玩牌。在村子里，我听过类似的故事。当然，这种决定多少有些残忍，更多也只是停留于口头上。约定不与一位村民打麻将，这基本可以算是剥夺那位村民仅有的一点“政治权利”了。

　　其四是对地方自治的认同。戴高乐曾经抱怨治理一个有三百多种奶酪的国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与此相比，中国麻将的打法恐怕远不下千种，京式、广式、川式、沪式，甚至一个村庄内也可以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打法，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制定规则。然而，各地麻将还是打得井井有条。事实上，也正是承认并实践了这种自治的权利，各地麻将才打得如此有声有色。

　　甚而，如果你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还会发现村民常常会为麻将“修宪”。也是这个原因，像我这样的游子，在重新回到村子里时偶尔难免觉得自己有些落伍，因为当地人不断地更新打法。在村子里，时常有人租车到镇上或县城等地方打麻将，并将他们认为更新潮或者更公平的打法带回村子，然后像召开议会一样大家在牌桌上商定新规则。其情其景，难免会让我想起清末五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

　　而且，在这个改良麻将打法的过程中，也的确让当地人看到了可喜的进步，即在众人的努力与合议之下，相关规则设计向着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防作弊的方向展开。2008年暑假，我在村子里的一个新发现是当地麻将牌由码两层变成了码三层，据说便是给恶意码牌者增加舞弊的难度。其丑陋的形状与朴实的内涵，在我第一次看到时，首先想到的是贵州某贫困村为分权而发明的“五瓣公章”。

　　如上所述，麻将游戏在乡村里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村民们沉迷其中，显得无事可做；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中教会并展示了他们对公共规则的认同与遵守。当然，此刻如果我们满面红光地说中国的宪政已经从村子里的麻将桌上开始，未免过于多情。然而，假如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思量中国的前途，寻找一些可以唤起的沉睡的力量，我们总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孕育希望的种子，抵御一些用于搪塞的不作为的理由吧！